01
我一直觉得，林建国这辈子最爱的是他自己。真的。
这种感觉不是一天两天攒起来的，是三十年里，像墙角的霉斑一样，一点点在日子里洇开来的。
我叫林晓舒，在青城市一家外资制药企业做市场部经理。这个职位听起来挺光鲜，每天踩着七公分的高跟鞋，在写字楼的落地窗前喝着冰美式，嘴里蹦出来的都是行业黑话。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那套位于市中心、每个月要还九千块房贷的公寓，还有我那刚上二年级的女儿桐桐的各种辅导班费用，像两座看不见的大山，死死压在我的肩膀上。
我和陈波在三年前离了婚。陈波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离婚时把财产算得比财务报表还清楚，最后只给我留下了一套尚未还清贷款的房子和女儿的抚养权。我没哭，也没闹，甚至在签字那天还去做了个指甲。我觉得人活一辈子，体面最重要。
林建国是我的父亲。他在青城市第一化工厂干了整整四十年。那是一家典型的老牌国企，烟囱里曾经终年冒着白烟，承载了半个城市工人的生计。林建国是个老化验员，一辈子跟那些试管、烧杯打交道，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洗不净的苏打水味。
上个月，林建国正式办完了退休手续。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加班做下季度的推广方案。屏幕上的数据晃得我眼睛发酸，我揉了揉太阳穴，心里下意识地开始盘算。林建国是老员工，工龄长，职称也不低，听他们厂里那些老邻居说，像他这种资历的，退休金少说也有七千块。
七千块。在青城市这个二线城市，对一个无欲无求、整天只知道在阳台伺候几盆破吊兰的老头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
我当时就想，等他的退休金发下来，我得找个机会跟他谈谈。不用多，让他每个月出三千块，把桐桐的英语私教课费用给包了。这不算过分吧？毕竟陈波那个混蛋每个月给的那点抚养费，连桐桐买原版绘本都不够。而且，林建国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他的钱以后不都是我的？
周六下午，我带着桐桐回了老家属院。
那地方三十年没变过，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烂菜叶和废纸箱，墙皮剥落得像得了牛皮癣。林建国穿着一件领口已经洗得松垮的灰色背心，正蹲在厨房的地上摘芹菜。
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长虹电视机开着，画面刺眼，滋滋啦啦地播着本地的新闻。
“妈，外公家好臭啊。”桐桐一进门就捏着鼻子躲在我身后。
林建国直起腰，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擦，脸上堆起笑，想去抱桐桐，却被孩子嫌弃地躲开了。他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指缝里嵌着怎么也洗不干净的机油黑印子，指甲盖裂了个口子，用一小块医用胶布缠着。
“舒舒来了啊，坐，快坐。这芹菜新鲜，一会儿给你们炒肉丝。”林建国的嗓音沙哑，像两块砂纸在摩擦。
我把包放在那张油腻腻的餐桌上，顺手从包里拿出一盒高档点心递过去：“爸，别忙活了，吃点这个。今晚我带你出去吃，别在家里弄了，油烟大。”
“花那冤枉钱干啥？外面干净啊？地沟油多。”林建国嘟囔着，把点心接过去，小心翼翼地放在电视机柜的最顶层，好像那是个什么宝贝。
我看着他那副小家子气的样，心里就有些堵。
当年我妈生病住院，需要自费一种两万块一支的进口药。我求林建国把存折拿出来，他梗着脖子说没钱，最后我妈是吃着国产的替代药走的。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十几年，稍微一碰就生疼。我觉得他就是自私，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林建国去楼下倒垃圾，顺便去买点豆制品。
他的那部旧智能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突然亮了，伴随着一声刺耳的短信提示音。
我本来没想看，但屏幕上“养老金”三个字像磁铁一样吸住了我的眼睛。我走过去，弯下腰，扫了一眼。
“您尾号为4023的账户于10月15日10:00收到养老金发放：1820.50元。”
一千八百二十块五毛。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是不是少了一个零？还是系统出错了？
一个在国企干了四十年的老化验员，退休金怎么可能只有一千八？
我拿起手机，手有些抖。我点开那条短信，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没有小数点点错，也没有多余的空格。就是一千八。
这时候，防盗门响了。林建国拎着一袋豆腐和两根葱，趿拉着拖鞋走了进来。
他看见我手里拿着他的手机，脸色变了一下，步子也顿了顿。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把菜放进厨房，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谁的电话啊？”
我看着他，把手机轻轻放回茶几上。
“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冰冰的，像从冰水里捞出来一样，“你的退休金，怎么只有一千八？”
02
林建国没有马上回答我。
他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那个装豆腐的塑料袋，那袋子上的红色油墨印在他粗糙的手指上，红得有些刺眼。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脚上的塑料拖鞋已经断了半个襻子，用一根细铁丝勉强扎着。
“你管那么多干啥，够花就行了。”他嘟囔了一句，转过身进了厨房。
厨房里很快传出水流声，还有铁锅撞击灶台的钝响。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个狭窄、昏暗的厨房。抽油烟机老化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像一头困兽在咆哮。我心里那股无名火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
“爸，我问你话呢。”我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
他的背比以前更弯了，像一张拉满却无力射箭的弓。身上的灰色背心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黏在皮肤上，显露出里面瘦削的脊椎骨，一节一节的，像一排干瘪的土豆。
“厂里改制，大家都差不多。”林建国头也不回，用刀切着豆腐，刀刃落在塑料案板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胡说八道。”我冷笑了一声，“王阿姨家的大伯，以前也是化验室的，比你还晚进厂两年，人家上个月拿了七千二。你跟我说大家都差不多？”
林建国的手抖了一下，刀片切偏了，一块豆腐被切得稀碎。
他把刀放下，双手撑在案板上，沉默了很久。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比啥比。”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近乎无赖的固执。这种态度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我想要一条新裙子，他也是这副样子，不解释，不答应，就这么耗着，直到我自己觉得没意思，哭着走开。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被轻易糊弄的小女孩了。
“你是不是把钱借给谁了？还是买那些骗人的保健品了？”我逼近一步，声音拔高了八度，“现在那些推销员，专门盯着你们这种单身老头。我警告你，林建国，你要是把养老钱作没了，以后生病住院，别指望我能拿出一分钱来。陈波每个月就给那么点抚养费，我自己还要还房贷，我没钱给你收拾烂摊子。”
林建国猛地转过身，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什么时候要你一分钱了？我死在家里也不用你管！”
他吼完这一句，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整个人都弓了下去，手扶着水槽，肩膀一耸一耸的。
客厅里，桐桐被吓哭了，大声喊着“妈妈”。
我看着林建国那张因为愤怒和缺氧而显得有些狰狞的脸，心里突然泛起一阵强烈的疲惫和厌恶。
体面。我一直追求的体面，在这个充满油烟味和霉味的破房子里，碎得连渣都不剩。
我转过身，抱起哭闹的桐桐，拿起我的名牌包，连鞋都没换好，就狼狈地冲出了那个家。
回家的路上，青城市的霓虹灯晃得人眼花缭乱。
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发光河流。我握着方向盘，手心里全是冷汗。桐桐在后座上睡着了，怀里还紧紧抱着她的芭比娃娃。
我给闺蜜佳珍打了个电话。
佳珍和我是大学同学，现在在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做信贷部主管。她见多了各种各样的家庭纠纷，尤其是涉及财产的，用她的话说，“在钱面前，人连畜生都不如”。
“你爸这事肯定有猫腻。”佳珍在电话那头，背景音里有高档西餐厅的背景音乐和刀叉碰撞的声音，“国企的退休金都是有标准模板的，除非他当年犯了错被降级，或者……他提前把钱取出来了。”
“提前取出来？退休金还能提前取？”我疑惑地问。
“以前改制的时候有政策，叫什么‘内部退养’或者‘一次性买断’。就是厂里一次性给你一笔钱，以后每个月只发最低生活保障。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你爸当年不是一直干到退休吗？”
佳珍的话像一把钥匙，在我脑子里那扇生锈的门上转了一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
十年前。
十年前我二十五岁，刚刚研究生毕业，正和陈波爱得死去活来。那时候，陈波的父母提出，要在青城市中心买一套婚房，首付要五十万，两家平摊。
我当时手头一分钱没有，陈波每天在我耳边叹气，说要是买不起房，他爸妈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我急得整夜整夜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后来，林建国突然给了我二十五万。
他当时说，那是他这辈子的积蓄，还有我妈留下来的一些首饰变卖的钱。
我当时沉浸在即将结婚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深究这笔钱的来源。我甚至还埋怨过他，觉得他明明有这么多钱，以前却对我妈那么抠门。
难道……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一抖，车子在车道上画了个小小的弧线。后面的车疯狂地按喇叭，刺耳的喇叭声撕裂了夜空。
03
周一上午，我请了半天假。
我开着车，穿过大半个青城市，来到了位于城东的第一化工厂退管处。
这地方比老家属院还要破败，一栋三层的小红楼，墙上爬满了枯死的爬山虎。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旱烟味和陈旧纸张的霉气。
接待我的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姓张，大家都叫他老张。他正拿着个紫砂壶喝茶，报纸翻得哗哗响。
“你找谁啊？”老张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态度不冷不热。
“师傅，我是林建国的女儿，我来帮他咨询一下退休金的事。”我挤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从包里拿出一盒特意准备的软中华烟，顺着桌面推了过去。
老张看到那盒烟，眼神亮了一下，顺手收进了抽屉里。他的态度明显缓和了下来，摘下老花镜，打量了我一番。
“林建国的闺女啊，哎呀，长这么大了。你小时候我还见过你呢，扎两个羊角辫。”
“张师傅，我想查一下我爸的退休金明细。他上个月刚办完手续，但卡上的金额好像不太对，是不是系统漏了什么工龄折算？”我试探着问。
老张叹了口气，把紫砂壶放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
“工龄没算错。你爸的工龄，整整四十年，一天都不少。”老张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不过啊，他这退休金，确实就这么多。你不用查了，程序上没任何问题。”
“为什么？”我有些急了，“别人都七千多，他为什么只有一千八？就算改制，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吧？”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又把老花镜戴上，在电脑上敲击了几下键盘。
“你爸没跟你说？”
“他说厂里改制大家都一样。但我知道不是这样。”
老张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你爸那脾气，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他能跟你说什么。”
他转过身，从身后的铁皮柜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封面上用红墨水写着“林建国”三个字。档案袋的边缘已经磨损得露出了毛边，显然是有些年头了。
老张抽出里面的一份文件，指着上面的签名对我说：“瞧瞧吧，这是十年前你爸自己签的字。”
我凑过去。
那是一份《关于在职职工申请一次性补偿及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协议书》。
上面的字迹很潦草，但确实是林建国的签名。协议的内容很复杂，充斥着各种专业的法条和百分比，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林建国自愿放弃退休后的部分养老金权益，以此为代价，一次性提取职工个人账户及企业年金中的补偿金共计二十五万元。
十年前。二十五万。
那张薄薄的纸在我手里，重得像一块生铁。
“张师傅，这……这怎么可能呢？他当年不是一直在上班吗？”我感觉自己的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出的声音又干又涩。
“是在上班。”老张叹了口气，给自己倒了杯水，“那时候厂里搞改制，鼓励大家‘内退’或者‘买断’。你爸本来是不用买断的，他是技术骨干。但是他主动找到厂长，非要签这个协议。厂长劝了他好几次，说老林啊，你这一签，以后退休了每个月就只能拿低保水平的养老金了，你图啥啊？你爸就一句话：‘家里急需用钱。’”
老张喝了口茶，继续说道：“那二十五万，字刚签完，他就让财务直接汇到了一个指定的账户上。我记得清楚，那账户的名字是你爸的一个远房亲戚吧？叫什么表哥的。”
表哥。
我想起来了。当年我结婚，那二十五万，确实是一个自称是我家“远房表哥”的人，开了一张汇票给我的。当时表哥还跟我说，这是他做生意赚了钱，借给我爸的，让我以后有钱了再还。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做生意的表哥。
那是我爸，用他后半生每天的口粮，用他那尊严扫地的退休生活，给我换来的一张进入体面婚姻的入场券。
我走出退管处大门的时候，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雨。
青城市的秋雨很凉，落在脸上像细小的针扎。我没有撑伞，就这么走在雨里。
街边有一家小店在放着老歌，歌词听不清楚，只有低沉的男声在雨雾里飘荡。隔壁的快餐店里飘出炒青椒肉丝的香味，混杂着汽油味和泥土的潮气。
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那些车里坐着的，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自以为活得体面，其实脚底下踩着的，全是别人用血肉铺成的路？
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难受。
我蹲在路边的垃圾桶旁，剧烈地呕吐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水，和眼角憋出来的眼泪。
04
回到公司，我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邮箱里还有几十封未读邮件。我的助理小李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表，脸色有些难看。
“林姐，总部那边发通知了。”小李的声音很低，有些同情地看着我。
“什么通知？”我强撑着坐直身体，用手理了理有些乱的头发。
“裁员名单。我们部门……有两个名额。”小李把报表轻轻放在我面前。
我扫了一眼，第一个名字，赫然写着我。
外企就是这样，冷酷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你年轻、能加班的时候，你是“亲爱的合作伙伴”；等你到了三十五岁，精力跟不上，又拿着高薪，你就是那颗最需要被清洗掉的生锈螺丝钉。
我看着那张纸，突然笑了一下。
“林姐，你没事吧？”小李被我的反应吓到了。
“没事。你先出去吧。”
我把报表合上，塞进抽屉里。
体面。我一直维持的体面，在这一天里，被剥落得干干净净。没有了高薪工作，没有了体面的社会身份，我拿什么去还每个月九千的房贷？拿什么去给桐桐报那些昂贵的辅导班？
屋漏偏逢连夜雨，下午三点，前夫陈波的电话打了过来。
“林晓舒，我听说你们公司在裁员？你是不是也在名单里？”陈波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审判感。
“关你屁事。”我冷冷地说。
“怎么不关我事？我是桐桐的爸爸。你现在连工作都保不住了，你拿什么养孩子？我告诉你，抚养权的事，我已经让律师起草协议了。你如果不想闹得太难看，主动把孩子给我。”
“陈波，你做梦。”我咬着牙，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
“我是为孩子好。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自顾不暇。还有你那个爸，一辈子穷酸，能帮得了你什么？他那点退休金，连自己吃药都不够吧？你指望他帮你带孩子？”
陈波的冷笑像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口上反复拉扯。
我挂了电话，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下班后，我没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开车去了第一人民医院。
桐桐最近有点咳嗽，我妈当年就是肺上出的问题，我有点神经质地害怕，下午让保姆带她去医院做个检查。
医院里人满为患，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汗臭味。
我在门诊大厅的角落里找到了保姆和桐桐。桐桐头上贴着退热贴，无精打采地趴在保姆怀里。
“林小姐，你可算来了。医生说有点肺炎，得挂水。”保姆一脸焦急。
我正要伸手去抱桐桐，一转头，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建国穿着那件洗得褪色的蓝色中山装外衣，站在不远处的缴费窗口前。他的手里拿着一叠零钱，正一张一张地数着，数完了，又跟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
他的背弓得很厉害，在排队的人群里显得那么矮小、那么卑微。
“爸？”我走过去，试探着叫了一声。
林建国转过身，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他下意识地把手里的钱往兜里塞，但几张毛票还是掉在了地上。
他赶忙蹲下去捡，动作迟缓，像个生锈的木偶。
“舒舒啊，你怎么在这？桐桐病了？”林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局促地看着我。
“你在这干嘛？”我看着他手里的钱。
“我……我来看看。听邻居说桐桐这两天咳嗽。我寻思着，医院花销大，我这刚发了钱……”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
有红色的百元大钞，也有绿色的五十，甚至还有毛票。
“这是一千五。”林建国把塑料袋往我手里塞，眼神躲闪，“你拿着。爸没用，就这么多。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我看着那个塑料袋。
那一千五百块钱，上面还带着他的体温，热得烫手。
“你哪来的钱？”我盯着他，“你的退休金不是才一千八吗？你给了我一千五，你这个月吃什么？”
林建国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林建国，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我憋了一整天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我冲着他低吼，眼泪夺眶而出。
周围的人都往我们这边看，指指点点。
林建国看着我，眼角剧烈地抽动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裤腿上反复擦着，最后，只是低低地说了句：“舒舒，爸没用，爸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05
我没有要他的钱。
我抱着桐桐，逃一样地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把桐桐安顿好睡下，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窗外，青城市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了诡异的紫红色。客厅里没有开灯，只有鱼缸里的蓝色荧光灯在微微闪烁，发出单调的咕噜声。
我坐在地板上，看着手机里那条裁员通知的邮件，还有陈波发来的威胁短信。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拼命往上游，却发现头顶是一层厚厚的冰。
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
林建国的医保卡。
今天在医院缴费的时候，保姆说林建国的医保卡好像在他自己那，没带过来。林建国年纪大了，经常忘事，我得去他那把卡找出来，万一以后生病用得着。
我拿着车钥匙，再次出了门。
深夜的青城市很安静，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只有洒水车在空旷的马路上放着那首单调的《兰花草》。
我用以前的旧钥匙打开了老家属院那扇铁门。
屋里很黑，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和剩菜味。林建国不在家，他最近好像总是在晚上出门，说是去公园跟人下棋，但我知道，这个点，公园早就关门了。
我打开客厅的灯。
那台老式电视机上盖着一块防尘布，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走进林建国的卧室。
卧室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个掉了漆的五斗橱。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豆腐块一样，这是他在工厂当民兵时留下的习惯。
我在五斗橱的抽屉里翻找着医保卡。
抽屉里塞满了各种药瓶、过期的收据，还有一些零碎的电线和螺丝钉。
在最底下的一个抽屉里，我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用红塑料袋层层包裹着的三五牌香烟铁盒。铁盒的边缘已经生了锈，盖子很紧。
我费了很大劲把铁盒撬开。
里面没有钱。
只有几张泛黄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协议书，还有一本巴掌大的红色塑料皮记账簿。
我打开了那本记账簿。
第一页，是用蓝黑色钢笔写的字，字迹工整，是林建国年轻时的字迹。
“二零一二年八月，舒舒考上研究生。学费七千，生活费每个月八百。厂里效益不好，工资发得迟。跟老李借了三千，下个月发奖金还上。舒舒今天高兴，吃了一大碗红烧肉。”
我往后翻。
“二零一五年三月，舒舒买车，缺五万。跟老李借了三万，晚上去拉货，下个月能还上。舒舒今天开新车来，真好看。”
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
那辆车，我开了五年，后来卖掉换了现在的SUV。我一直以为那五万块钱是他当年炒股赚的。
“二零一八年，桐桐出生，舒舒要请月嫂。厂里补助发了，加上晚上值班的钱，凑了一万二。舒舒说月嫂挺好，她能睡个好觉。那就好。”
“二零二二年，舒舒离婚。她没哭，我知道她难受。我把存折给她，她不要。她太要强了，像她妈。”
记账簿的最后一页，是最近的记录。
字迹已经变得有些颤抖，笔画很不稳。
“二零二四年九月，办退休。养老金一千八。不够。舒舒每个月房贷压力大，桐桐还要上学。晚上去物业当保安，每个月两千二。加起来四千，能帮舒舒分担点。就是夜班有点冷，腿疼。”
我的手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那本小小的记账簿，像烧红的铁块一样，烫得我几乎拿不住。
原来，他没有自私。
原来，他那些看似寒酸、小气、甚至无赖的举动，都是在用他那具已经快要报废的身体，在暗处，一点一点地为我遮风挡雨。
他把所有的体面都留给了我，自己却缩在这个破旧的角落里，像一个被时代遗弃的破零件，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
我看着铁盒里躺着的那张十年前的买断协议，眼泪终于决堤，大颗大颗地砸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上，把林建国的名字洇成了一团模糊的墨迹。
06
我坐在林建国那张坚硬的硬板床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铁盒，不知道坐了多久。
屋外的雨渐渐停了，风吹动窗户，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凌晨四点半。
防盗门传来轻微的钥匙转动声。
我连忙把铁盒放回抽屉，用手抹了抹脸，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
门开了。
林建国走了进来。他穿着那身蓝色的保安制服，帽子拿在手里，头发被夜露打得有些湿漉漉的，贴在额头上。他身上的那股苏打水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廉价香烟和深夜冷风的混合气味。
看见客厅里开着灯，我坐在卧室里，他明显愣了一下。
“舒舒？你怎么在这？桐桐呢？”他把帽子放在鞋柜上，有些慌乱地问。
我从卧室里走出来。
看着他那双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还有他那微微有些颤抖的双手。我没有哭，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冲他大吼大叫。
“爸，你怎么才回来？”我走到他面前，淡淡地问。
“啊，跟老李下棋，多下了两盘，忘了时间。”他扯了个谎，眼神闪烁，不敢看我。
“老李三年前就搬到海南去跟他儿子住了。”我看着他。
林建国的身体僵了一下。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解释什么，但最后只是颓然地垂下了肩膀。他站在玄关处，像一个做错了事被当场抓住的小孩，局促不安。
“舒舒，爸……”
“爸，我饿了。”我打断了他的话，“家里有面条吗？我想吃你做的打卤面。”
林建国愣住了。他看着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了好一会儿，他连声应着：“有，有！面条有，我这就给你做去！”
他连制服都顾不上换，趿拉着拖鞋就进了厨房。
厨房里很快响起了抽油烟机那巨大的轰鸣声，还有切葱花的“哒哒”声。
我走到厨房门口，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这一次，我没有觉得那个狭窄的厨房臭，也没有觉得那个轰鸣的抽油烟机吵。
“爸，”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往锅里倒油，“以后别去那家物业当保安了。那里的夜班太冷，你腿上有风湿，受不了。”
林建国拿着铲子的手停在了半空。
他没有回头，只是低低地应了一句：“没事，爸身体棒着呢。能动弹。”
“我说真的，爸。”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铲子，“我今天被裁员了。”
林建国猛地转过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惊恐和担忧：“那……那房贷咋办？桐桐咋办？”
“没事，外企的赔偿金挺多的，够我撑大半年。而且，我已经联系了以前的一家客户，他们一直想挖我过去，虽然工资低点，但不用经常加班，能照顾孩子。”我笑了笑，把面条抖进滚烫的水里，“爸，以后我们省着点花，够用了。”
林建国看着我，眼角渐渐有些湿润。他用那只粗糙的手在围裙上胡乱擦着，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爸，面要糊了。”我提醒他。
“哎，哎，我来，我来。”他抢过铲子，有些手忙脚乱地在锅里搅动着。
面条出锅了。
两碗热腾腾的打卤面放在那张油腻腻的餐桌上。
我拉开椅子坐下，拿起筷子，挑了一大口放进嘴里。
“今天的卤子，稍微有点咸了。”我嚼着面条，淡淡地说。
林建国也坐了下来。他看着我，伸出那只指缝里嵌着机油黑印子的手，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包已经回潮的桃酥，轻轻放在我面前。
“咸了就配点这个。甜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