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考研这一“非正式意识形态教育场域”，探讨多重因素如何影响跨考生新闻观念体系的构建。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高考作为社会分流机制的功能逐渐减弱，考研日益具备“类高考”的特征，既是缓解就业压力、增强求职优势的理性选择，也被寄予实现向上流动、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情感期待。与对本科阶段的学业成绩和应届生身份有着严格要求的“保研”相比，考研相对宽松的制度设计和选拔标准，为更多跨学科、跨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教育跃迁的机会，也推动了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和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化。近年来，跨学校、跨地区、跨专业报考现象日渐显著，这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报考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的考研录取难度和分数线远高于其他专业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学考研依然吸引了大量跨专业考生（以下简称“跨考生”）报考。“跨考生”占据了报考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半壁江山。
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过高校新闻专业教育以及在媒体中的专业实践形成稳定而坚固的新闻观念体系[1]。与此不同，“跨考生”没有接受过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教育，也大多因为没有相关专业背景而缺少进入媒体实习的机会。那么，为何这些考生在众多选项中选择新闻传播类专业？他们的新闻观念又是在怎样的路径中逐步形成与调整的？这为新闻传播专业的跨学科人才教育，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供了哪些机遇与挑战？
本文聚焦于考研这一“非正式意识形态教育场域”，探讨多重因素如何影响跨考生新闻观念体系的构建，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描述跨专业考研者在备考前持有何种新闻观念、这些观念的形成路径，以及备考过程中是否发生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其次，分析宏观社会环境如何通过教育体系、社会舆论、就业趋势等路径塑造其新闻观念；再次，揭示跨考动机与新闻观念的关系，即为何选择新闻传播学作为考研目标、动机与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最后，讨论跨学科学习对职业规划与认同的影响，包括如何结合原有学科背景调整职业期待、规划发展路径及形成新的职业认同。
揭示跨学科背景下新闻观念的形成机制，能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深化提供支持，也能为新闻传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建设实践提供借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跨学科背景的考生往往更贴近普通受众的视角，其新闻观念的形成受到更多面的社会因素影响。研究他们的新闻价值取向及其塑造机制，对于培养“广泛的自觉的社会主义传播主体”[2]，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力与话语主动权，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跨专业考生的新闻观念塑造，是一个动态、复杂的个体心理与社会互动过程，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多重因素的交织。这些因素难以用量化指标精准衡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方法，在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对话，从“过程”的视角更全面、深入地描绘跨考新闻传播学群体的特征及该群体新闻观念的变化。为保证样本多样性与代表性，访谈对象在地域分布上涵盖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在考研阶段上包括初次或多次备考、考研失败后换专业、已录取考生，在本科专业背景上涵盖理工科、人文社科、医学、经济学等，在考研院校层次与类别上涉及“双一流”高校、普通本科与地方重点高校，在新闻相关经历上既有有实习或从业经验者，也有零基础跨考者，性别比例则尽量均衡，但因专业特点女性比例相对较高。数据收集遵循理论饱和原则，即在新访谈无法产生新洞见时视为饱和。
本研究共有19名研究对象①，原专业涵盖茶学、经济学、英语、法学、生物学、计算机等多个学科。其中6人为首次考研，11人考研2次，1人考研3次；年龄介于22—27岁之间，平均约24岁。访谈时间跨越2023—2025年，针对典型对象，本研究进行了二次访谈，以追踪新闻观念变化的过程。
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是对“新闻”“新闻业”和“新闻职业”在科学、价值和方法上的观念的集合，包括“实然”和“应然”内涵，并直接影响新闻实践[3]。以新闻专业大学生新闻观念的可操作化形成过程研究[4]为参照，本研究将新闻观念划分为三个维度：（1）对新闻本身的认知（包括新闻的定义及新闻与社会、政治、市场的关系）；（2）对新闻职业的认知（包括职业追求、职业伦理与就业意向）；（3）对新闻行业的认知（包括行业生态与宏观环境）。相应地，本研究设计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包括“你认为新闻是什么？”“新闻与政治/社会/市场关系如何把握？”“你选择新闻职业的初衷与追求是什么？”“你认为记者应遵循哪些职业伦理？”“你的就业意向如何？”“你如何评价当前新闻行业生态？”“媒体融合与数字化转型对行业有何影响？”等问题。此外，通过“你原专业为何？为何决定跨考？”“备考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及克服策略。”等问题，进一步补充了对受访者背景与动机的理解。
三、新传跨考生的群体特征与考研动机
截至2025年，根据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年公布的学位授权点审核结果整理，全国共有248所高校设有新闻传播学硕士点，涵盖综合性大学与专业传媒院校。顶尖高校因学术积淀与行业资源而成为竞争焦点[5]，部分“双一流”及地方高校陆续增设该专业，进一步拓宽了考生的选择空间。伴随高分考生的集中，新闻传播学考研竞争长期处于高位，部分院校报录比甚至超过20:1。[6]
（一）新传跨考生的群体特征
一般来说，汉语言文学、英语、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考生最常选择跨考新闻传播学。近年来，来自理工科专业的考生也逐渐增多[7]。与本专业考研的同学相比，跨考压力与孤立感是跨考生主要面临的困境。一名考生直言：“相比于高考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学校老师的方向指引，考研需要我一个人长期独自坚持，这一过程就像是‘在黑屋子里洗衣服’，经常会让人感觉到迷茫。周围的同学都去工作、留学、读研，只有我还在家里依靠父母给钱复习备考，说实话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我第三次考研的时候。”（S03）考研中，考生往往需要独自搜集信息与制定学习规划，并不断调整备考方向，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信息战”。另一名受访者则形象地比喻道：“每年题目都在变，今年考得差几分，再考一次可能差得更多。如果跨专业考第二次还失败了，感觉就像游到河中央，进退两难。”（S04）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与孤军奋战的境况，使跨考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尤为沉重。在复试环节，跨考生常因缺乏学术与实践背景而需额外说明。部分学生通过媒体或公关实习弥补专业不足，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二）新传跨考生的考研动机
动机大致可分为社会性动机与原发性动机[8]，前者更多受到职业前景、薪资水平和社会环境的驱动，后者则源于兴趣与学科认同，强调求知欲与自我实现。进一步细化，动机涵盖求知进取、兴趣爱好、提升竞争力、改善工作环境、生活方式选择及家庭或社会关系影响等多个方面。对于“从理工转文科”的跨考者，跨考并非简单的“换赛道”，而是在兴趣、能力、职业规划、行业趋势与院校培养模式之间的综合权衡。
不少学生基于职业发展选择跨考新闻传播专业。一方面，该专业不涉及高数，被部分学生视为学习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吸引了大量跨考者，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录取竞争的加剧，“二战”“三战”，即二次、三次重考，也逐渐成为常态。正如S10所言：“我发现自己没有学生物的天赋，也不喜欢一直待在实验室……新传不考数学让我觉得难度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考生更关注长远的职业规划。新闻传播学实践性强，跨学科开放，能够满足多样职业诉求。S17受访者曾计划以医学背景结合新闻传播，在未来从事健康传播，“当时我觉得当记者并不需要特定的专业背景，而医学的门槛和壁垒却相对较高。如果本科主修医学，还可以辅修新传等文科专业，但如果本科主修新传，就无法再辅修医学。因此，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选择一个专业壁垒更高的专业作为第一学历，并在硕士阶段补充新闻传播学背景，会比直接选择新闻本硕的路径更具优势”。此外，新闻传播就业面广阔，也吸引了希望进入内容创作或宣传岗位的考生。例如S08说道：“我喜欢拍照和写推文，但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对方觉得我不是专业出身拒绝了我，所以选择跨考新传，让公司看到我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这反映出跨考者不仅在兴趣上找到认同，也在职业路径上看见现实收益。
与功利性动机并行，跨考新传群体中存在大量原发性动机，表现为对新闻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求。许多受访者在中学或本科阶段就因阅读新闻作品或接触传媒实践而萌生兴趣。S14坦言：“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想读新闻专业，也一直对新闻很感兴趣。”S07回忆新冠疫情期间的触动：“我看到记者奔赴前线、发出真实的声音，这让我觉得新闻工作充满意义……这段经历坚定了我考新传的决心。”即便知晓竞争激烈，S02仍表示：“虽然知道新闻传播类考研很‘卷’，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这个专业的热爱与选择。”S14表示：“我一直有新闻理想，只是本科选择专业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想去的学校读新传，所以我想研究生的时候通过考研转过去。”由此可见，原发性动机中往往蕴含着对新闻价值和新闻理想的认同。换言之，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与理想和社会观念高度相关的学科，这也使得考生的学科选择带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与信念色彩。
四、跨考之前：来自通识教育
与社媒接触的“元塑造”
新闻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对于跨考生而言，考研前的“元塑造”阶段尤为重要。该阶段的新闻观念通常源于基础教育和社会化经验，特点是认知碎片化、信息来源多样但缺乏系统性。这一阶段，新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记录现实”“揭示真相”的工具，新闻行业则被看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但这种理解往往停留在表层，缺乏对新闻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深入认识。
（一）从语文课上学习新闻作品开始
语文课堂上的新闻阅读为许多跨考学生提供了最初的新闻接触经验。在阅读方面，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新闻作品如《别了，“不列颠尼亚”》《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新闻体裁，并初步了解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公共性。然而，学生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语言表达和信息传递上，较少涉及新闻的社会功能与深层次政治经济的联系。正如一名受访者（S06）表示：“高中语文课本里有范长江等人的文章，当时只是觉得新闻语言很简练，没想到它和社会变革有那么大的关系。”
另一名受访者（S18）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当时对新闻的理解主要来自高中，比如《看天下》《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杂志，高考时也会参考这些内容积累作文素材。但真正开始深度学习新闻传播学后，我才发现，新闻不仅仅是报道和记录，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和公众动员。”
从语文课开始，许多学生通过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接触到新闻作品。人民日报、新华社、凤凰网、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文章，因为观点鲜明、文采出众，被老师选作晨读材料，用以积累写作素材、提升语言表达水平。各类媒体人的书籍，也成为中学生的读物。不少后来选择新闻专业的学生，正是因中学期间的阅读而对新闻萌生了兴趣与热爱。S19回忆到，高中阶段，自己的语文老师——一名80后年轻女教师——在黑板上写下“孙志刚之死”五个字，随后从《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切入，讲解新闻的力量与舆论监督的作用。
当时的我深以为然，相信“好的新闻”理所当然地指向揭露社会黑暗、客观独立、推动社会进步的调查性报道。这一印象深深植根于我对新闻职业的最初想象，以至于在考研阶段初次接触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也会联想到这类报道，而并未对孙志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南方都市报》的媒体立场，以及新闻报道背后的政治经济环境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S19）
这表明，尽管语文课堂提供了一定的新闻启蒙，使学生对新闻的社会功能有所认知，但这一认知往往是单向度的，缺乏对媒介生态、新闻机构运作逻辑和更深层社会结构的理解。对于许多跨专业考生而言，早期形成的这种新闻观在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后，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重新调整、深化和反思的过程。
（二）公选课与双学位：新闻传播学的初步接触
在大学阶段，各院系开设的公选课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跨学科探索的机会，许多非新闻专业的学生通过这些课程初步接触新闻传播学，并由此萌生了跨专业考研的想法。新闻学院开设的“传播学概论”“新媒体与社会”等课程，主要以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为核心，旨在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和新闻素养。这些课程通常从日常传播现象切入，讲解传播模式、传播类型以及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帮助学生理解媒介的运作机制和信息传播方式，探讨其社会影响。
S19对传播学的兴趣，源自大一时选修的一门名为《影视视听艺术与表达技巧》的全校公选课。课堂上教师不仅讲解影视技法，还引导学生关注作品背后的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呈现，如比较雅典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表达、剖析真人秀节目中的消费主义逻辑、探讨《从头再来》背后的国企下岗潮等。这些分析使其认识到媒介文本深受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由此激发了她对传播学的兴趣。
与公选课相比，双学位课程提供了更系统的新闻传播学训练。许多高校允许学生修读第二学位，其中新闻传播学因其应用性强，成为热门选择。双学位课程涵盖“新闻采访”“写作”“传播理论”“新闻伦理”等核心课程，通常在周末或暑假集中开课。整体学分通常在30—40学分之间，较为精简，重点培养新闻传播的基本技能，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类“政治”课程。受访者普遍认为，双学位课为他们提供了接触新闻传播学的机会。
受访者S15表示，修读双学位后，自己对新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思考语言、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受访者S17提到，虽然双学位课程的学习内容较为简略，但为她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初步了解了新闻传播学的核心理念。然而，不少修读双学位的学生指出，该类课程更注重通识能力培养，难以覆盖考研所要求的知识深度与难度，因此对实际备考的帮助有限。
（三）社交媒体中的新闻传播话题讨论
与本专业学生不同，跨考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更多依赖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与评价，而非学院教师或直系学长的直接指导。考研博主的言论、新闻传播相关的社会事件，以及专业学生或毕业生的分享，构成了他们的重要参照。例如，部分知名博主对新闻行业“门槛低、就业难”的负面评价一度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成为跨考生最初衡量专业的重要依据；清华大学取消新闻本科招生的事件同样在网络上引发争议，这些话题一方面引发了不少人对行业前景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界和业界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回应，强调新闻教育的结构性调整及跨学科融合趋势。
尽管不少跨考生在决定报考之前已听过有关新闻学科的负面评论，但真正决定跨考的考生并不会简单地将新闻传播学等同于“就业难”“市场需求有限”的专业，而是会进一步求证，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专业选择的规划。他们普遍认为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存在片面性，而在信息搜集过程中，也逐渐接触到关于学科发展前景的多样化讨论。“我看到有新闻学院的老师出来在微博上反驳张雪峰的说法，说传播学就业是很广的，像我的话，可能以前在做新闻这一块还有些抱负，现在也没有那么想要当记者，我觉得新闻专业毕业出来就业面还是很广的。”（S09）
不少考生在了解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更加认可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潜力，并结合个人背景进行路径设计。例如，考生S12就认为，“计算传播”这一方向与自己的计算机背景高度契合，能够形成复合型能力结构。
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身边很多同学都去大厂做开发，工资待遇也很好。相比之下，新传的就业面确实没有那么广。但我自己对编程并没有特别强的兴趣，也觉得自己不太擅长这一块。在了解到社交媒体上关于新传的讨论后，特别是当时清华取消本科招生，我开始关注计算传播这个方向，发现它与我的背景结合度很高。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还是决定选择跨考新传。（S12）
五、“内塑造”：内驱之下的自我教育
与同样是选拔性考试的高考不同，考研缺乏学校系统性的指导和全天候的课程安排。大部分时间里，考生需要依靠自我规划与主动探索，独自面对庞杂的知识体系和繁重的学习任务。从最初的择校决策，到随后的阅读积累与答题训练，这一过程不仅关乎学科知识的掌握，也伴随着个人认知方式与新闻观念的重塑。
(一)从专业到学校：自我决策考研目标
许多跨考生在选择新闻传播学时，对学科的初始认知往往模糊。他们大多出于对原专业兴趣下降、对传媒行业的好奇心或职业规划的考虑而萌生跨考想法。然而，在进一步选择院校时，他们发现新传考研的自命题特点导致不同学校在考试内容、培养方向和研究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强调理论深度和政治立场，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国际传播等；有的突出新闻写作、媒介伦理等实务训练；还有的结合区域产业特色，注重数据新闻、计算传播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受访者S07说道：“我本来担心要全面复习所有新闻理论，但后来发现目标院校近年来的真题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以我就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她进一步提到，这样的考试风格“备考压力更小，更有利于在职准备”。她进一步表示，该校真题中媒介伦理和新闻实务考察比重大，“这种题型与实际结合更紧密，我也喜欢思考报道背后的问题”。对于希望进入主流媒体或政府机构的考生而言，更贴近国家主流方向的院校往往成为首选。在这一过程中，考生并非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基于自身兴趣、能力与职业规划，主动对不同新闻观念和学术取向进行比较与筛选。
S19表示，当她在公选课教师的启发下，开始思考是否要“弃工从文”时，偶然在知乎上看到一则关于传播学的回答深深打动了她。这个回答写道：“我们生活在一层又一层的神话包裹中，传播学就像一把小刀，揭开表层，告诉我们是谁在话语背后说话。”她意识到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这一经历促使她坚定了跨考新闻传播学的决心。
许多考生的选择源于院校研究方向与个人职业规划的契合。例如，受访者S17原本是医学背景，最初只想做医学报道与科普，直到偶然看到某校开设健康传播专业的推文，才意识到学术路径与职业目标可以高度统一，从此确定方向，并通过修双学位和实习提升竞争力。S15的选择则源于一次学术论坛，他在国际传播研讨会上被一名教授的研究打动，最终决定报考该教授所在的院校。无论最终是否进入新闻行业，他们的决策过程本身就是对新闻传播学的第一层次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兴趣出发，逐步向更加深入的学科研究取向靠近。尽管择校过程中形成的新闻观念尚未最终定型，但这一阶段的思考和选择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初心”，影响着他们后续的学术研究或职业规划。
（二）从课本到文献：自主安排阅读计划
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考生而言，跨考新闻传播学的备考过程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学习经历，需要从基础理论到专业技能进行全面的补充和强化，有受访者概括为“用一年学完四年的知识”（S10）。考生不仅需要掌握传播学的核心知识，还需要经历思维模式的转变，适应从其他学科到新闻传播学学科的不同学习方式，同时面对一个人孤军奋战的压力与孤独。备考过程通常包含择校、基础、专题、进阶、冲刺等多个阶段，这些环节涉及“输入—内化—输出”的过程，通常占据了初试前6—12个月的时间。
对于大多数跨专业考研者而言，基础学习通常始于新闻传播学的常规教材与经典著作。这类教材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学科基础知识，能够帮助考生在初期熟悉基本概念、核心理论与主要研究范式。然而，随着考研竞争的加剧，仅仅掌握基础教材已难以应对考试需求。为此，许多考生会不断拓展阅读范围，并通过研读历年真题、追踪目标导师论文、关注院校学术活动等方式，加深对目标院校研究方向与考试重点的理解。由于缺乏系统化的培养方案和课程指导，跨考生在备考过程中所接触的理论框架、学术视角各不相同。他们在筛选文献、判断理论有效性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自身的学术认知，形成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跨考生的学科认知呈现显著的多样化。不少受访者提到，正是因为在备考中主动阅读的著作，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新闻观念。例如有跨考生说道：“我知道自己不适合纯理论研究，所以在备考时选择了更实务导向的内容，比如《创造性的采访》《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这些书。我认为新闻的核心是实践能力，而不是理论背诵。”（S16）
S19的阅读经历了从依赖“经典书目”到主动拓展阅读的转变。起初，她根据经验帖与网课推荐学习教材，逐步建立了对传播学学派和理论体系的初步认识。随着备考的深入，她意识到仅靠教材难以支撑更深入的思考，开始系统拓展阅读。其中，《胁迫之术》对其影响尤为深刻，使她首次意识到传播学研究与战争背景、国家需求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反思学科的“客观性”，尤其是经验学派研究方法的局限。她还通过对比阅读，在对学科发展逻辑更深入的思考中，进一步将兴趣转向批判学派，并开始反思传播学背后的“美国特色”。
（三）从背诵到答题：逐步摸索答题思路
新闻传播学考试主观题比重大，单纯依靠记忆难以作答，必须结合案例、目标院校的学术风格以及时事热点进行综合论述。从最初的记忆背诵，到逐步形成个性化的答题框架，并通过不断练习和调整，使自己的答案更符合目标院校的风格。在这个过程中，答题视角和框架的变化，不仅是应试策略的调整，也体现了他们新闻观念的逐步演进。
“做专题”被视为衔接输入与输出的关键环节，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特定主题系统化地整理可用于考试的答题框架与语料，将其作为答题“底稿”，从而在有限时间内实现高效作答。部分考生会购买市面上的专题笔记进行背诵，但不少人发现，这类材料难以应对不断推陈出新的考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反复修改和应用中逐步构建个性化的专题框架，使答案更契合目标院校的风格与期望。随着阅读文献的深入和框架的优化，考生的新闻观念与学科理解也随之不断演进。例如，考生的答题框架的不断演进体现出考生思考层次的深入和新闻观念的细化。备考初期，许多人依赖5W模型等简单框架，但他们在备考过程中也开始逐渐认识到这种框架虽条理清晰但缺乏深度（S08）。部分考生在专题学习中探索出更具层次的逻辑结构，如“历史—现在—未来”的时间线：先梳理中西方发展脉络（历史），再分析现实挑战（现在），最后提出未来展望（未来）。这种框架体现出跨考生开始对新闻传播学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学科背景差异对跨考生的答题策略产生了显著影响。人文社科背景的考生往往倾向于在新闻传播学与原专业之间寻找方法论上的共通点，从而加深对新闻现象的分析。例如，哲学背景的S14提到，在阅读传播学论文时常能感受到哲学理论的熟悉感（S14），这使其更快适应论述式考试。相比之下，理工科背景的考生则面临更明显的认知转型。由于过往学习模式强调公式、定理与逻辑推导，他们更习惯追求“标准答案”，在面对“言之有理即可”的评价标准时往往无所适从，因此虽阅读大量资料，却仍“不知道如何下笔”。
S19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她在整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专题时，从教材到高被引论文逐步研读，却发现理解愈发模糊，也由此意识到文科研究的“主观性”——同一问题往往存在多种解释路径。随着阅读深入，她逐渐认识到新闻“客观性”并非中立原则，而是受社会制度、市场机制与媒介权力关系影响的历史产物。这一认知使她在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更具深度，并自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联系起来。她逐渐意识到，中国新闻观中的“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一套建立在实践经验与社会动员机制之上的理论体系。相比强调“客观中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揭示了新闻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功能。
六、“再塑造”：非常规的新闻教育渠道
（一）考研机构教我“以不变应万变”
相比本专业的学生，跨考生在备考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不同院校的考试重点、考察方式和出题风格各不相同，而新闻传播学又是一个自命题科目较多的专业，许多学校甚至没有明确的考试大纲或指定书单。这导致考生在复习过程中难以找到稳定的方向，因此，在新闻传播学考研的备考过程中，许多跨考生都会选择报考研机构或购买培训课程，以获取更有针对性的备考策略和答题技巧。在“考研经济”之下，市场化运作的考研机构往往会尽可能地强调自身早已凭借多年积累的考试经验，研究出了一套相对稳妥的备考策略，即所谓的“以不变应万变”——通过掌握核心理论框架和高频考点，以应对目标院校可能出现的变化。
考研辅导机构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全国性大机构、区域性/院校定向机构、平价课程、一对一辅导，以及传统线下考研机构。它们通常覆盖考研的不同阶段，提供全程班、半程班、冲刺班、暑期班、答题班、热点班等多种细分课程，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备考进度和需求进行选择。许多跨考生在备考初期，会面临如何取舍复习内容的问题。由于不同院校的考察重点不同，考生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覆盖高频考点，而考研机构的课程往往提供了一种简化但高效的路径。例如S13提到，她在备考初期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应该优先学习哪些理论和知识点，但在购买考研机构的课程后，有了更清晰的学习方向：“最开始复习的时候，我很迷茫，市面上有太多书可以看，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后来听了一家考研机构的公开课，他们列出了几个‘高频考点’，我就先从这些内容学起。虽然机构的课不会覆盖所有知识点，但至少让我知道了哪些是考试重点。”
对于我而言，没有目标院校的学长学姐引导，备考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最初在练习答题时，我常常难以评估自己的答案是否符合要求，既可能偏离核心考点，也可能因缺乏经验而受限。因此，辅导班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是让我有机会与学长学姐交流，借助他们的经验弥补知识和备考策略上的盲区。（S12）
考研机构主要服务于应试需求，其“以不变应万变”的训练方法导致答案高度同质化，其概念提炼、框架构建和答题模板训练突出党性原则、舆论导向等高频考点，却缺乏历史脉络、现实应用和批判思维的拓展。这种“标准化”训练虽然提升了答题的标准性和效率，却让部分考生思维局限于固定框架，缺乏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此外，依赖机构备考的学生往往继承讲师的理解偏差，例如片面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作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改造，而忽视其独立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不少受访者还表示，机构课程针对性不足、教师经验有限，甚至存在收费后服务缩水的问题，难以提供有效指导。由于课时有限，即便是昂贵的全程班，也只能成为辅助，大多数跨考生在备考期间仍需自主学习。
（二）院校风格影响下的认知变化
在自主命题考察专业知识的背景下，院校内所进行的相关学术活动以及核心老师发表的最新论文，被认为是推测当年出题方向的风向标。不同院校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风格、研究取向与命题特点各具特色，往往体现了该院校的学科优势与教师团队的学术兴趣。这种学术取向的不同，不仅要求跨专业考生在备考时必须进行精准定位与针对性复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考生如何理解新闻传播学。
尽管不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停留在“思政教育”这方面的知识，但在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考察较为深入、历来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传统的院校中，其备考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新闻行业的认识更加深入。例如受访者S04表示：“我目标的院校是一所长期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校，所以我特别关注了相关内容，仔细研读了几位核心教师的论文，我也逐渐意识到马新观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新闻学的分支，而是应该用来指导我们整个新闻传播学学科。”
院校风格的影响，在曾经历过多次考研的考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S18在两次备考过程中很快发现自己的知识体系存在短板，特别是在国际传播和中国特色新闻学方面的认识较为局限，她表示：
在第一次考研的备考后期，我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面过于局限，特别是在国际传播、时事政治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第一次在考场上看到题目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摆烂”不想写了，因为我觉得我达不到要求，我肯定不是这个学校想要的学生。在第一次考研失利后，我反思了自己的备考方式，我开始去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也开始有意识地到处找资料，来补充世界政治与国际传播的知识。所以第二年我答题的时候就自信了很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了更深的理解。（S18）
S06的经历更具代表性，基于在她两年考研间的跟踪访谈，发现她在前后两次考研中选择了风格迥异的两所院校，目标院校的学术传统和核心教师的研究方向直接影响了她对新闻传播学的认知转变：
我第一年备考A校的时候，中国新闻史占据了很大比例，需要熟记大量新闻传播史的事件和理论，不太需要看很多的论文，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教学资料里被呈现为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我当时觉得新闻的核心功能在于事实报道和信息传递。但当我准备B校的考试时，发现B校的视角更偏批判性。比如某老师的论文中，他强调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资本运作和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不能简单地视为新闻的“客观中立”。（S06）
这种转变从她提供的两年备考所写的关于“新闻业”的笔记和答题记录中可见一斑。在第一年，她对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主要建立在基础的教材层面。她在答题时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视为新闻业的重要价值观，强调其“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并在“对策类”题目中将其作为解决新闻乱象的方法。然而，在备考B校的过程中，她大量阅读了目标院校核心学者的论文，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明显转变。在她的笔记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普遍适用的职业伦理，而是被放置在资本与政治权力交织的结构中进行批判性考察。她还进一步对比了中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指出中国新闻业在革命时期群众办报的实践，与西方新闻自由概念下的资本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七、跨考之后：跨考生的职业认知
（一）“不做新闻”：没有理想也没有优势
在访谈中，不少受访者表示，最初跨考新闻传播学的动力来源于对新闻理想的认同。例如，S02提到，高中时期阅读《看见》让她对新闻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即便清楚新传考研竞争激烈，仍决定跨考。她曾高度认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其是一套规范新闻从业者、机构和行业的准则，要求报道保持客观、真实、独立和公正。但她也坦言，对媒体行业的现状感到悲观，不再愿意进入传统媒体，而是考虑互联网新媒体或内容运营相关的岗位。
这种认知并非仅源于备考阶段，她在市级报社的实习经历也加深了对行业困境的感受：尽管头部机构仍具影响力，但大多数传统媒体面临转型困难、组织架构僵化、新人缺乏成长空间的困局。有研究表明，经常请业界的新闻人到课堂进行分享、结合实际讲授学科与业界前沿，对于业界生态的评价会更加正面[9]。与新闻专业本科学生相比，跨考生对于新闻业现状的了解往往来自社交媒体以及朋友，这些渠道中的负面情绪可能会更加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考生的新闻观念和职业选择。传统媒体的式微、薪资待遇不理想以及激烈的竞争，成为跨考生放弃新闻职业的重要原因。
因此，许多跨考生在职业规划上更倾向于互联网运营、广告营销或公务员等方向，而非进入传统媒体。拥有跨学科背景的受访者并不认可这种专业背景会使她们“比只学新闻的学生更有优势”的说法，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符[10]。这是因为相比于新闻本科专业的学生为增加就业竞争力不惜“倒贴钱”进入传统媒体实习[11]，跨考生缺乏媒体相关实习经历或名校背景，在进入竞争激烈的传统媒体方面并无显著优势。
部分考生在实习和求职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最初的新闻理想。S09表示，真正学习并实习后发现“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很少，也没什么新闻理想，做新闻也不一定非要学新闻才能做”。S04则经历了“祛魅”的过程：考研失败、求职不顺让她对行业失去热情。她坦言，曾经相信宏大叙事，但现实让她意识到个体的声音难以被看到，对是否从事新闻行业越来越迷茫。
在访谈中，“理想”是最常被提及的词汇。受访者们对新闻的期待集中在“为弱小发声”“推动社会议题讨论”“与资本斗争”等方面。S01认为新闻应该勇敢揭示社会不公；S07认为好的新闻应将热点转化为值得深思的议题。他们的典型案例包括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南方周末》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等的深度报道。这些报道更契合他们心中的新闻理想，体现了对新闻专业精神的期待。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影响：信念强化与实践抉择
与那些因现实考量而放弃传统媒体的跨考生不同，部分通过考研进入新闻院校，接受了系统新闻教育，特别是在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老师带领下，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考生，则在职业认同方面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他们不仅对于新闻理想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也并未因行业现状而放弃自身理想，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去践行新闻使命。受访者S08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后表示，这一课程让她意识到，新闻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服务社会、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之前我只是觉得新闻就是传播信息，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但学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后，我才理解新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新闻报道会受到限制。”（S08）
这些学生往往更加坚定地认为，尽管新闻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他们依然希望能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为国家发展贡献价值。受访者S14进一步说道：
以前我觉得记者的职责就是揭露社会问题，通过一篇篇调查报道推动社会变革。但后来在考研和实习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许多优秀的记者其实仍然在主流媒体里做舆论监督，只不过他们的方式未必是发表深度调查报道，而是通过内参的形式，把社会问题反馈给决策者，为政策调整提供参考。这些记者的名字不会被公众知晓，但他们的报道确实在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S14）
她进一步表示，自己对“无冕之王”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强调记者是揭丑者，是要站在舞台中央的大众英雄。但在中国，真正的‘无冕之王’可能是那些默默推动政策变革的媒体人，他们不追求个人影响力，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发挥社会作用。”（S14）
受访者S18则在备考期间经历了一次学术兴趣的重大转向。她最初对影视传播充满兴趣，但在深入思考后，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适配度存在一定局限性，也对自身的职业规划产生了新的疑问。“最初我一直想学影视传播，甚至考虑以后去影视公司、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但后来我总觉得，如果我真的去做影视了，那我能为家乡做些什么呢？我能做的事情似乎很有限。”（S18）
这种割裂感让她对继续深耕影视传播领域产生了动摇。而在这个时候，她接触到的乡村传播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她的思考，并促使她萌生了转向乡村传播的念头。“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更适合做乡村传播，至少在这个方向上，我不会觉得自己和家乡割裂。我希望能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去商业平台做影视运营，那样的话，我会感觉我跟我的家乡、跟我的爷爷奶奶就完全脱节了。”（S18）最终，她决定投身乡村传播研究，认为这一方向不仅契合自身的学术兴趣，也能让她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联系，而不会因职业选择而远离乡土社会。“我觉得做乡村传播，至少不会违背我的初心。我不会为了某种利益去迎合市场，而是可以真正做一些对农村、对乡村文化有意义的事情。”（S18）
这些案例表明，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后，一部分跨考生的新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新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选择，而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他们的职业规划也随之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坚定选择进入官方媒体或政策研究机构，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一部分人则结合自身背景，转向乡村传播等更贴合个人价值观的方向。这些经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传播学跨考生的深远影响，使她们不仅在学术上建立起更完整的新闻认知，也在职业规划上做出了更符合自身价值观的调整。
访谈还揭示出，教师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新闻理想的认知与践行路径。正如前述受访者S04的案例表明，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在私下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矛盾可能加剧学生对新闻行业的迷茫。因此，要真正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提升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使其能够“真学、真信”，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发挥更具说服力的引导作用，使学生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并践行新闻理想，而非在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中丧失信念。
八、结语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传媒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中强调：“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这一指示再次强调了新闻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新闻传播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如何培养党和国家所需的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已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关键议题。特别是对于跨考生而言，其新闻观念的塑造不仅涉及学科适应，更是对其社会责任感、批判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全面锤炼。本研究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的考研群体为对象，呈现了跨考生新闻观念“元塑造—内塑造—再塑造—实践抉择”的多阶段形塑路径。这种动态建构不仅揭示了跨考群体的学习路径与学科适应，也反映了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内在逻辑和所处的信息环境。
通识教育与社交媒体话语共同构成跨考生最初的新闻想象，强调“记录现实—揭示真相”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整体缺乏对政治—经济—技术结构的系统性认识，易形成单向度的价值投射。在高度不确定的自我决策中，跨考生通过“择校—阅读—专题—写作”完成由“背诵知识点”到“建构个人答题框架”的转变；学科背景差异导致答题策略与认知路径的不同。考研机构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标准化训练提升应试效率，但也可能造成框架同质化与批判性不足；而院校学术风格与核心教师的研究取向，会显著影响学生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行业生态”的理解重心与理论立场。
从跨专业考研到进入专业院校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跨考生的新闻传播认知提供了更加稳固和深层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在考研备考过程中因目标院校风格而开始阅读相关论文，还是在入学后学习系统课程、阅读经典文献、参与专题研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跳出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单一想象，重新定位新闻的社会责任与意识形态属性。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随着课程体系的深入推进和导师学术风格的影响，“新闻理想”被再阐释为国家—社会层面的公共使命，通过主流媒体、政策研究或传播实践实现“理想的转译执行”。一些学生在此基础上坚定了进入主流媒体、政府机构等路径的信心，主动将自身职业选择与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传播实践联系起来；另一些则将乡村传播、国际传播等方向确立为学术关注重点。这种在系统教育中不断深化的认知转变，使他们不仅具备了解释现实的能力，更逐步形成了以人民立场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新闻观念，为其未来的学术发展与职业选择提供了持续而有力的价值支撑。此外，教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真学真信”与课程设计的一致性，直接影响学生的价值整合与职业抉择；若课堂与私下言说失配，将加剧学生的认知撕裂与行业幻灭感。
正如本研究所揭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立，是一个院校内外的系统性工程。基于本研究结论，未来的教育与治理实践应着力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优化新时代大学新闻观念的教学模式。在新闻传播格局不断重塑的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使其在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引导社会树立正确新闻观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既是“大思政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任务。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不应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而应拓展至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以全面提升其媒介素养和信息辨析能力[12]。第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应进一步探索跨学科优势的发挥机制，使跨考生能够将原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新闻传播研究，帮助他们实现从应试型学习向研究型与实践型转变，形成更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取向和专业定位；同时，强化“理论—史论—实务—技术”一体化，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数据治理、算法推荐、国际传播等当代跨学科议题深度耦合。第三，从职业发展与行业贡献的角度出发，应通过优化课程体系与政策支持，引导跨考生在多元职业路径中实现学术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转化，增强社会洞察力与国际传播能力，从而能够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践行社会责任，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还应关注考研培训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质量参差问题，推动公开透明的考试说明与能力模型，减少外部培训对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塑形，确保跨考生能够在更公平、合理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总之，跨考生群体的培养不仅是学科适应问题，更关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创新与人才供给，其教育路径与职业导向亟须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得到系统性回应。在全球传媒格局剧烈变动、价值话语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不仅应聚焦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更应致力于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立场、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的传播人才，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
附 注
参考文献
（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敖疏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